对历史偏爱的我看到《康熙的红票》这本书时就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康熙皇帝的相关史实基本都广为人知，而通过这本书，那些隐逸在历史角落里的细节，似乎能让人捕捉到康熙不为人知的一面，从而拼凑起一个更立体、更真实的帝王形象。

区别于一些粗制滥造的影视作品，《康熙的红票》打破了非黑即白的简单叙事。康熙不是无所不能的圣君，也不是固步自封的守旧者，而是兼具开明与保守的矛盾体。这本书似乎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从而让我衍生出对于历史事件的复杂思考，这就印证了哲学上讲的任何事物都是相互矛盾、相互统一的观点。

2019年的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份用满、汉、拉丁文书写的谕令呈朱红色（后被称为“红票”），内容就是康熙皇帝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讯的洋钦差。由于没有正史记载，作者孙立天敏锐地捕捉到了红票背后故事的价值，通过遍访海外图书馆找到存世的18张红票，于是一场关于清朝全球化进程的故事被写进了《康熙的红票》一书中。

该书首次提出康熙和传教士是一种主奴关系，这些传教士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身份才有了接近权力核心的机会，也使得他们为这位君主了解西方学问打开了一扇窗户。康熙皇帝是通过内务府管理他的奴才们，内务府其实就是康熙“影子朝廷”的运作机制。康熙通过内务府操控着传教士提供西方技术，又巧妙规避朝廷礼制约束，可见康熙的政治手段之高明。此外通过这本书，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人面对皇帝自称奴才，而有些人又自称微臣，这是因为清朝治下皇帝和他的臣子们有君臣和主奴两种名分。

内务府治下的传教士在清朝的历史叙事中被大量隐逸，在扳倒鳌拜、征讨三藩、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历史事件其实都有洋人不可磨灭的功勋，但在正史中却没有太过渲染他们的作用。我认为一是因为康熙利用了内务府的运作机制独立于国家官僚系统外，二是史家刻意维护儒家的正统。

事实上发出去的红票走的也并非官方渠道，这既表明了康熙的态度也体现了他在处理中西方之间的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事务中的谨慎的态度。康熙渴望接触西洋世界的先进技术，同时他也坚守着天朝上国的尊贵姿态。红票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渴望和教皇交流，但派出去的洋使者却始终不见踪迹。

明面上的清朝并非故步自封，以一种相对开放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但这种只靠皇帝一人之喜好来推动的对外交流，并不能定位为一种国策去执行，科技文化的进步注定得不到可持续发展，这归根到底还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关系。

《康熙的红票》中还有更让我想不到的是雍正皇帝对于佛教的理解，他悟性之高、造诣之深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雍正的参悟能力得到了章嘉活佛的认可，当代史公认的第一高僧虚云和尚也肯定了雍正的禅定能力，还提到了扬州高旻寺第一代祖师是在雍正的指导下悟道。书中说佛教中自悟已经不易，雍正还能指导多人悟道，这在佛教史中也不多见。基于此说，雍正修行佛法之深是我始料不及的。

这也就是思想上更加笃信传统文化的雍正，冷落这些传教士也就成了必然。更重要的是当时清朝已经坐稳江山，这些传教士带来的东西对雍正来说没有太多的吸引力。加上雍正和传教士在信仰问题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这些人随着教义一同被禁就成了必然。但我始终认为禁教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传教士卷入了康熙晚年的储位之争，不看好且冷落雍正或许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此后历史上的中国错过西方的科学革命，落后并受到各国列强的欺压长达百余年。掩卷沉思良久，令人扼腕叹息。我明白历史从来都没有所谓的如果，所幸在全球化的当下，许多能人志士厚积薄发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让我们在世界强国中站稳了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