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甘肃会宁，一个被称为“状元县”的地方，而我家又在状元县的一个小乡村，儿时村子里有很多老人，父辈们也在家以农活为生，但是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学有所成，跳出农门，不要祖祖辈辈以务农为生！

　　父亲出生于1957年，母亲出生于1960年，俩人都经历了六零年“大饥荒”的年代，集体生产分到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地里面连根草都被刨干净了，就连树皮都被剥下来熬汤喝……母亲姊妹五人，外婆省吃俭用有口吃的就留给自己的孩子吃，自己饿着肚子，久而久之，外婆得了胃癌。母亲当时才七八岁，外婆走后，还留下了一个两岁的弟弟（听母亲说，外婆出殡的时候，小舅还叫人给他抓树上的小鸟）。母亲是家中老二，还有一个长她两岁的哥哥。常言道：“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母亲自幼丧母，和哥哥撑起了这个家，母亲一天学校也没有去过，有时候经过学堂，多想进去像里面的同龄孩子一样读书识字，但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弟弟妹妹更加需要自己的照顾，每天柴背篼来，草背篼去的，比学堂里的孩子还忙。十几岁的母亲跟着村子里的大婶大妈，学会了做布鞋，绣花，而且还做得有模有样，经常受到别人的称赞！父亲相对好点，虽然大饥荒来临的时候，他也才三岁多，但是爷爷奶奶都在，家里虽说没那么富足，但也没那么凄凉，父亲兄妹七人，只有一位姑姑，其他都是叔叔。据说奶奶喜欢男孩，除了自己生的老七是小女儿没有那么嫌弃外，孙子辈的女孩都不喜欢，躺床上哭一整天也不会进去抱一下的那种，你就可以想象她有多不想看见女孩子了。虽说家境尚可，父亲排行老五，但也没去过书塾，可能是因为孩子太多了，没钱供吧！父亲十一二岁就跟着村里长一点的叔叔伯伯外出打工了，十七八岁的时候赶上村子里招工，大伯就给他报名参工了，在工地上的日子并不好过，对于不识字的父亲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但是父亲没有打退堂鼓，一天天坚持了下来，由一名不起眼的小工干到了有一身手艺的正式瓦工，做过的活儿得到了同事领导的赏识，家里还有好多父亲当时获得的荣誉证书和奖励的被面、毛毯。多少年来，母亲都不舍得使，担心被虫子嚯嚯了，偶尔太阳当空照的时候拿出来晒晒，每当这时，父亲母亲总要说说自己的光荣事迹，我们也不厌其烦的耐心听。不知是岁月逼迫还是生活所迫，父亲确实练就了一手好活，不知道参与了多少楼宇建筑，就连状元县会宁有名的红军会师塔父亲也出过力。每每听他讲述这些的时候，我都感到自豪，家里主屋的地板就是父亲一砖一砖用泥铺的，其他人家好多都是用水泥铺的，担心泥铺的时间久了就会陷下去，地板砖会因为地基不平而踩碎，当时铺的时候有人还给父亲建议，让父亲不要用泥铺，父亲毅然的说：“那都是技术问题”。果然，二十三四年过去了，主屋的地板没有一块碎了的，而且泥铺的还比水泥的实惠，更加重要的是泥铺的不冰凉，这又是父亲令我钦佩的一点！

　　父母两家离得并不远，骑摩托车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以前读初中时，老是路过母亲的娘家。听母亲说，爷爷途径家中，见母亲在麦场上干活，一眼就相中了，事后可能是为了确认，又偷偷去观察了一次，第三次就找了媒婆去家中提亲了，这时候出门在外的父亲还不知道爷爷给他提亲了。以前都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像现在这么自由奔放了。提亲后没过一年多，爷爷就因病去世了，但是父亲母亲的良缘并没有因为爷爷的离开而有所改变，邻居家的一位叔叔背着一个木匣子，里面装着一个铁缸子邦郎邦郎作响。父亲牵着一头毛驴，一辆架子车拉着仅有的一床被子，一个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字的琴，两件嫁衣被母亲全穿在身上，三百块钱的彩礼，就把母亲娶回了家，从此成了别人的妻，成就了一个新的家庭。

　　如今，父亲已六十有三，母亲也即将六十，曾经孩子常伴膝下，一锅包子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吃饭问题，一个西瓜都不够吃，只能解解馋，喂喂肚子里的馋虫，母亲不吃，说看着我们姊妹五个吃比自己吃还开心。长大后才知道并不是母亲不爱吃，而是害怕我们几个不够吃，吃剩的西瓜皮母亲也舍不得扔，用刀削去啃过的那一层，把贴近西瓜皮和红层之间的白层削下来，切成条状撒点盐，便成了下饭吃的一道凉拌菜。父亲常年在外，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每逢佳节也只是寄钱回来，或托人写信报报平安。年近五十才从岗位上退休回来和母亲一起务农，所以在我的记忆中，父亲陪伴我们的日子是很少的。

　　虽说姊妹多，现在该嫁人的嫁人了，该娶妻的娶妻了，唯独小弟还没有成家，但也不常在父母身边，我在宁波，小弟在杭州，哥哥姐姐倒是离家近，但有了自己的生活后也不经常回家了，家里多数时间就父母二人，总觉得对父母有所亏欠！干过苦力的人年纪大了，说老就老了，父母如今已经干不动农活了，可还是心心念念舍不得家里那一亩三分地，说自己种的粮食，养的鸡、羊吃起来踏实，其实还是为了我们姊妹在拼搏。父母在的地方才是家，家是停泊的港湾，却成了我不能经常停船的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