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叫倪华良，出生于1937年10月，是东方红大队4组人。在益农围垦建设期间，他先后在夹灶山宕、大和山山宕做把宕师傅，负责炮眼打样，放置炸药、点导火索等工作。1969年10月，因山腰炮眼炸开时，上方大石头滚落，砸断他身上的钢绳，跌至山底后又被石头砸得血肉模糊。外公去世时仅32岁，是益农围垦期间开山采石牺牲的第一人。

　　外公家中四兄弟，其为长子。曾外祖母视力不好，没有工作能力，曾外祖父靠做些小生意，养家糊口，一家人生活清贫。听说外公自小就非常聪明，喜欢动手操作，没有正式上过学，仅靠几年夜书，加上自己的琢磨，慢慢学会了石砌、打炮、开山、采石等技术。

　　1957年，新安江开始建造发电站，外公才二十出头就被东方红大队选派至新安江工作，负责开山打炮。尽管当时施工设备不齐全，经验也不足，但他和参与工程的一万多工人，拿出“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投入到忘我的劳动中。1960年4月，新安江水电站正式开始发电，为千家万户带来了光明。这是50年代后期我国自行设计、自己施工的大型水电工程，他觉得能参加这样一个大项目，非常光荣。因此，结婚后的前几年，都一直安心在新安江工作。这几年，他练就一身开山打炮的技术，也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2年，是外公结婚的第四年，外婆却一直没有生育。在曾外祖父母的再三要求下，他从新安江回到益农，开始参加围垦工作。1963年，大姨出生后，外公开始到夹灶山宕工作，成为那里的把宕师傅。当时开采石头都用手工打炮眼，再放炸药，这炮眼怎么打，打多深，打在哪里，能打下几方石头，都由他规划安排。外公出好样炮眼，再叫炮工去凿，打好炮眼，再有华良放置炸药、点导火线。这是一份非常危险的工作，最关键的是要在炸药包爆炸前离开。他在山体上选择一个固点，用绳子（钢索）一头套在这个定点上，一头系在自己腰间，到点炮的地方，点燃导火线后再借助绳子，用脚使劲蹬开力头，借助脚蹬力之力窜开逃离。

　　从1966年起，益农开始向益农闸外的钱塘江滩涂围海造地。围垦所用的石头都是从夹灶、党山山宕开出来，再用船运过去的。山宕里最忙的时候，河里挤满了装石头的船，到处是红旗，到处是干活的劳动力。在1968年夏天，围垦工期正紧，夹灶、党山山宕的石头已开完，需要去大和山开山采石。东方红大队干部赵张先上门来做外公的思想工作，他说：“华良，你是共产党员，一不怕苦，二不怕累，做任何事，党员都要冲锋在前。围海造田，是为党为公的大好事，大和山山宕里需要你这个把宕师傅。”外公听从领导的安排，开始每天骑着自行车，早出晚归，奔赴大和山山宕工作。

　　没想到，1969年9月1日，外公出事了。那天中午，他照例在身上绑好绳索，从山顶上一步一步熟练地蹬下来点炮。点着导火线后立刻往上蹬，已窜到炮眼2米多高处，却不想有一块两吨多重的大石头从上方滚落，砸断他身上的绳索，瞬间跌到山底，石块也都压在了他身上。现场已血肉模糊一片，赤脚医生赶到，把外公的身体整理包扎好，即送瓜沥医院抢救，但最终还是无法挽回生命。

　　傍晚，噩耗传到家中，外婆正在络麻地里干活，慌得四处乱走，找不到回家的路。外公的尸体用船运回来了，一家人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家里的主心骨意外去世，留下孤儿寡母五人（最大的女儿8岁，最小的儿子2岁）， 一个普通家庭的灭顶之灾啊！但是，全家人在痛哭伤心之余也深深明白，外公是为益农的围垦事业牺牲的，是真正的“重于泰山”，是死得光荣的。

　　对外公的妻儿，村、乡里、区政府都有慰问和照顾。我的外婆，一个个子不到1米五的普通妇女，忍下了万般的悲痛，独自一人挑起家庭的重担，为早逝的丈夫养大了两对儿女。四个孩子个个勤劳肯干，懂事孝顺，慢慢地，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都成家立业。

　　这就是我的外公，一个素未谋面却一辈子心生敬意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