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你有过孤独的时刻吗？”从影院出来，朋友突然发问。我不知道电影让她想起了什么，但这个问题过于沉重，不是我愿意回答的，于是我嬉笑着搭腔：“你是第一个问我孤不孤独的人。”不合时宜的北言北语将原先的氛围扫得一干二净，朋友哭笑不得地捶了我一下，没有再继续话题。

　　孤独的时刻吗？自然是有的。只是小时候都没有哭诉出来的事，长大后就更不值得在人前一提了。

　　初上幼儿园的那年冬天，因为天气久雨，厚实的冬衣总也晾不干。妈妈只好拿出铜火笼，在里面添上灶膛里燃旺的柴火，将尚且泛潮的衣服一件件烘干。第二天，我便穿着烘好的衣服去了幼儿园。上课的时候，老旧幼儿园里的中年女老师问我，衣服是不是用铜火笼烘干的，我点了头。她嫌恶地说，怪不得一股烟囱的气味。于是那一整天，所有的小朋友都要捏紧了鼻子才肯从我的身边走过，同桌也梗着小小的身体，不让我进到座位里面，怕会沾染上“烟囱的气味”。放学的时候，妈妈有事没来，央了邻居家的婆婆顺路带我回家。婆婆的小孙子也和我一个班，走回去的一路，他都捏着鼻子离我远远的，婆婆拉不动他便开始询问原因。沉聚一天的委屈再也憋不住，我突然停下脚步放声大哭起来。婆婆便顾不上小孙子的别扭，手忙脚乱地抱起我哄劝。我也知道眼泪需要个缘由，但衣服上“烟囱的气味”像是我极大的耻辱，是我无论如何不愿将它宣之于口的，只是哭喊着要妈妈。

　　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幼时记忆里最深刻的一笔，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孤独。

　　从小到大，这种“孤独的时刻”我见过不少，有自己亲历的，也有旁观别人的。类似于孤立、排挤、言行羞辱的伎俩在学生时代简直泛滥到随地可见。半大的孩子不追问是非真理，不懂得包容共情，最是喜欢求同排异，家境、穿着、身材、长相、生理缺陷，任何不一样的点都可以成为言语攻击的目标。少年的恶意总是来得莫名其妙又气势汹汹，嬉笑着就能将一支支利箭捅进对方的心窝。这种不见伤口的群体软暴力甚至比电影中所呈现的肢体霸凌更令人无望，因为它无迹可寻无从追究，却可能贯穿受害者的整个学生时代，直到他们的内心逐渐荒芜也无处申告。更令人难过的是，欺凌者往往拥有着更健康的心理素质，他们在未来用一句轻飘飘的“年少无知”就能将所有过错一笔勾销，而受害者却要将其视为难以启齿的耻辱，甚至可能形成一生的精神障碍。我有个高中同学叫乔夏，由于小时候的意外，在眼角眉梢处有一大块边缘不规则的蜡黄色植皮。尽管成长到十六七岁的少年们大多数已懂得是非善恶，不会再轻易释放恶意，但乔夏依然是孤独的。过往所遭受的欺凌促成了她敏感而脆弱的内心，长时间的无人问津让她缺失了形成讨喜性格的机会，也丧失了融入同龄人群体的能力。

　　少年需要强有力的保护者和引导者，但现实令人失望。电影中魏莱父亲只关注学习成绩，母亲用受害者有罪论为她推脱，造就了她的冷血霸道与肆无忌惮；罗婷父亲暴力管教，徐渺母亲软弱无能，导致了她们对暴力的认同与屈从；陈念的单亲家庭没能为她提供安稳的成长环境，形成了她的自卑敏感和息事宁人；道德教育的缺失与学校的不作为，构成了其他学生的明哲保身甚至推波助澜。少年没有温度，谁之过与？更有失职的成年人不正视问题，反而粉饰着太平用一句“孩子间的玩笑”就轻轻揭过，一如“女童眼里被塞纸片”案件中回应称“他们没有恶意”的校长。

　　我也幸运地遇见过称职的成年人。中考前由于某些原因我也陷入了孤立寡与的郁郁境地，我的同桌嬉笑着将我掉在地上的书本踩碾着搓磨，昔日的好友站在遥远的地方怜悯地看我，有过善缘的好心同学提醒我“放学别走科技楼”。素有“暴君”称号的班主任不知看出了什么端倪，在我路过办公室时叫住了我。彼时的我固执地不愿松口向他吐露一二，但他依旧难得温和地开解了我。第二天早读的时候，他寻了个由头在班级里发了顿火，言语间尽是指向性明显的敲打。又雷厉风行地以早读不认真为由将我同桌叫走，直到下午才放回来。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是同桌回来的时候一米八的大个子眼里湿漉漉的，是哭过的样子。就在那天傍晚，他红着眼睛小心翼翼地向我请教了一道英文题，主动示了好。潜藏在科技楼的危险最终也没有找上我，我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中考前最后的时光。

　　陈念说：“从来没有一节课教过我们如何变成大人。”也许成年人忘性大，在衣食住行的奔波劳碌中早已记不清自己曾是怎样的少年，也再难走进少年人的内心，看不见他们正在如何被摧毁。但我们是时候该好好思考：如何做一个真正称职的成年人，捍卫少年的温度，引导我们的少年不再以这种残酷、头破血流的方式学会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