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学十讲》由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社会政策系教授哈特利·迪安撰写，全文短小精悍，它讨论了“社会政策”这一概念的界定，学科的发展，以社会政策的发展变化和挑战应对。在我看来，本书讨论了社会政策 “谁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来照顾谁，谁会在政策的设计和执行中受惠”的问题。

　　一、“谁提供”或“谁掌握权力”？

　　毫无疑问，对于这个问题，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必然是一个具有权威的机构，这就不得不提到“权力”，尤其是政策制定中的政治权力。罗尔斯是将这些制定政策的代表放到无知之幕下进行的，然而在现实中，立法者往往既有人性自私的一面，也有秉持职业道德公正的一面，需要立法者有良好的公共意志、知识素养和道德素养。社会政策的制定在原则上应当是不能被大多数人合理拒绝的。

　　迪安教授也从公民身份角度去解释社会政策的制定需要公民的参与。蒂特马斯认为社会政策是延续和发展了传统意义上的“馈赠关系”，相互依赖和合作，共同承担风险。文章认同马歇尔思想中关于公民身份的发展导致个体向国家层次靠拢，但是他并不认同公民权利必然像马歇尔所述的方式发展。执行社会政策是现代西方公民身份发展不可分割的部分。社会政策倡导“公民参与”，任何社会政策都是涉及广大民众的，社会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最基本利益为目的。民众是社会政策运行的主体，社会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民众进行密切的合作，才能真正发挥社会政策的效力，也才谈得上真正的公民身份回归。书的第六章中还提到，当权者塑造的社会态度与社会认知方式，会让人们不加怀疑地接受，没有权力的少数人往往会被排除在政策制定过程之外，社会政策的制定也许只考虑经济利益而非社会共同体的利益。于是自然联想到福柯关于知识、话语和权力的论述，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知识体系、生活方式以及制度安排等，我们还是应当保持某种程度的警惕和怀疑。

　　 二、社会政策如何制定？

　　文章提到了三种资本主义福利体制——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通过公共产品供给、政府主导的市场制度为公民提供政策服务。迪安教授具体讨论了 “基础性”的人类服务（如医疗卫生和教育）、收入维持和就业的服务、住房和环境的服务以及个人社会服务这四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但是文中只是简单讨论了一些影响因素和原则，例如通过保留土地以提供政府资助的廉租房解决住房问题。但是对这些貌似看起来理论上很容易解决的现实问题至今一直存在的情况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公共产品供给不能忽视公平正义问题，如何实现效率与公平呢？市场的一个优点在于效率，竞争性的价格机制对商品的生产和分配有巨大的作用。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例如垄断的限制、对公共利益的漠视等，因此文章提出需要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和再分配。但是文章仅仅提到了原则，没有给出明确的措施。罗尔斯提出的两个原则的优先性排序也许能提供一定的借鉴。收入和财富无法绝对平等划分，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应该最大程度地提高最少受惠者的长远利益，社会基本结构的安排和社会制度的改变应当遵循帕类托改进的规律。

　　迪安教授认为社会问题、社会态度、群体认知等都是被建构出来的，例如现实中残疾问题。我们支持设置无障碍通道等设施，可是在看到盲道被自行车占道时，多半没注意到这些细节，这是我们习惯了作为所谓的“正常的大多数”。在这个为“正常的大多数”设置的社会空间中，我们很少意识到有差异的少部分人的需要，往往是这样的大多数人的“忽视”，才更容易滋生并加剧结构性的排斥与剥夺。甚至在某些社会事件上，我们还会遵循“谴责受害者”的路径。当政策制定者将问题的成因归因于弱势人群自身的能力欠缺和失败，则回避了结构层面的不平等因素，这样的政策安排可能会带来进一步的“污名化”效应与社会不平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政策应当是缓解结构性不平等的再分配效应，对这些社会弱势群体进行补偿。

　　三、最终“谁受惠”？

　　全书一直在强调一个基本理念，即社会政策学旨在促进所有人的幸福而非专门针对穷人的。要增进所有人表达诉求的能力，改变弱势群体的无权状态，这就与“增权”概念相吻合。社会政策不仅需要带来物质上的帮助，而且需要发展民众的个人能力，不然只会变成养懒汉。

　　另外，文章还认为，社会政策学应当保障个别化需要和普遍需要。就像在中国的医疗保障中，既有城市和农村的基本医疗保险，又有针对大病患者的保障，另外还有一些专门针对单亲家庭、失独家庭等的特殊需要。社会政策不应只是对穷人的馈赠施与，而是事关大多数人的福祉。福利既应该是普惠性的,也应该是有选择性提供的。

　　可以看到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社会政策中的很多议题以及背后的动力、多样性，其中不足之处也许有一些，作者只是进行了一些导读性的引导，并没有那么深入地去讨论一些内容。它给我们一些思考社会政策的角度和原则，但不提具体问题该如何解决。另外，视角局限于西方，特别是英国。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如果是一个中国学者，他聚焦的问题也会在中国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