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移动互联、智能移动终端的发展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新媒体开始逐渐改变传统的媒体格局。传播从“广播”到“窄播”，由“大众”到“分众”，由传播机构专业内容生产到用户内容生产，由传播的精英化到大众化等的变迁。人人都有机会在公共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这和传统的精英层面发表演讲、表达观点有了很大的区别。在内容输出上，Facebook、YouTube、Twitter、微博、微信、抖音等无一不是通过庞大的用户内容生产来支撑运作，这完全动摇了传统机构的内容生产垄断地位。在传播方式上，用户脱离了传统的一点对多点的传播模式，实现了点对点对话，并且形成了网状，让每个用户都有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用户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又是信息的接受者，不再处于被动接受信息的地位。

在这种新的媒体格局下，新媒体所构建的新的媒介体系的民主性、参与性和互动性使得其在传统的政府、市场、社会和公共场域中获得强化，扩大了公共权力。比如河南暴雨事件中，借助“暴雨淹城”这一特定的危机事件，动员原有的社会权力网络，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权力也随着其动员影响力的扩大而相应扩大。

新媒体所带来的权力体系的变化必然导致原有体系间的摩擦，媒介权力向公共权力倾斜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与行政权力和商业市场发生冲突。为了应对这种“破坏”，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进信息公开制、发言人制度、微博问政等制度，十八大以来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主张，也恰恰是与此结构变化的两相对照。对商业市场而言，互联网经济成为热词，利用新媒体进行营销互动，“直播带货”等新的营销模式应运而生。如何利用好新媒体这一媒介权力成为政府和市场共同关心的议题。

所以与其说这是媒介权力对原有权力体系的“破坏”，倒不如说是对社会转型变革的一股助推力。依托新媒体所带来的公众话语权的扩大，公民的民主意识得到提升，市场运作更加公开透明。

当然在谈论新媒介权力优点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如信息安全、商业消费主义泛滥等。我们需要关注一个重要的议题——技术对人的统治，以及这种统治向精神领域的渗透。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现代技术是对自然的一种“促逼”，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目的对自然进行的“订造”……从表面来看，技术似乎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权力，但是实际上技术也包含了某种高于人的意志的东西。在人们通过新媒体技术对原有权力体系重新分割的同时，技术本身也在对人们行使着权力。

通过移动终端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够尽知天下事，但是这个是真实的吗？在越来越发达的媒体技术下，我们与真实世界的直接联系被切断，被碎片化，我们自以为看清楚了的世界和生活环境，然而没准那只是Fake news。手机依赖症现象也日益凸显，当人们无法使用手机上网时，只有小部分人会因不被他人打扰而感到自由，更多的人则会产生焦虑情绪。微博、微信上纷繁复杂的信息使得他们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批判精神，随波逐流，拼命地追赶时髦，随着媒介的导向而不断地转移着兴奋点。他们的思想观念、情感模式和追求目标都被预先安排好了，他们只能随着媒介的指挥而喜怒哀乐，甚至出现“网暴”情况。在这个情境下，媒介权力是一种物对人的统治和支配。

因此，对于新媒体技术我们需要审慎地对待，而非不加辨别地盲目信任。在不同的领域中如何运用好这把“双刃剑”，是当下以及未来的我们都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